法不责众？农作物遭哄抢很“刑”！

主持人：乡村振兴，法治同行，以案释法，服务“三农”，来关注由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安徽广播电视台共同策划的专栏《法治三农》，今天《法治三农》我们邀请到演播室做客的嘉宾是北京京师（合肥）律师事务所公益委执行主任张文俊律师，欢迎张主任。

张文俊：主持人好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很高兴能坐到这里与大家聊一聊，《民法典》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那些事。

主持人：上期的节目我们聚焦哄抢现象，理清了财产权保护的法律边界。今天，我们和张文俊律师，继续探讨哄抢行为的具体法律后果，以及如何通过法治乡村建设从根源上杜绝这类事件。我们先从法律后果说起。参与哄抢的人，可能面临哪些处罚？不同参与程度的处罚会有区别吗？

张文俊：法律对哄抢行为的处罚有明确的层级划分，从轻微到严重，界限清晰，目的是让每个参与者都清楚“越界越深，代价越大”。

第一层级是民事责任，这是最基础的责任，只要参与就必须承担。不管拿了一斤还是一百斤，只要是未经允许获取他人财物，都有义务返还；如果财物已经被食用、变卖或损坏，就得按市场价值赔偿。很多村民觉得“拿点东西不值钱，不算事”，但法律上“一分钱的侵权也是侵权”，这是对他人财产权最基本的尊重。

第二层级是行政责任，针对情节较严重的行为。根据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二十六条，哄抢公私财物的，一般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，可并处500元以下罚款；“情节较重”的，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，可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。这里的“情节较重”有具体标准：比如半年内参与2次及以上；“用麻袋、三轮车等工具批量搬运；农户或村委会明确制止后仍继续；以及导致农户因损失过大当场情绪失控，或引发周边村庄效仿等情形。

第三层级是刑事责任，这是最严重的，会留下终身案底。根据《刑法》第二百六十八条，聚众哄抢公私财物，“数额较大”（4000 元以上）或有 “其他严重情节” 的，对首要分子和积极参与者，处 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管制，并处罚金；“数额巨大”（4万元以上）或有“其他特别严重情节”的，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。

这里的“其他严重情节”包括：造成农户轻微伤及以上伤害；破坏生产设施（如推倒围栏、砸坏灌溉管道）；导致农作物大面积减产（如抢摘未成熟果实造成后续绝收）；引发群体性冲突等

主持人：如果哄抢过程中还伴随辱骂、殴打他人，或破坏生产设备，法律后果会更严重吗？

张文俊：会的，这类行为会触发“数罪并罚”，后果成倍加重。因为哄抢本身已经违法，再叠加其他违法行为，相当于“在错误上再加错误”。

先说辱骂、殴打农户。如果只是辱骂，可能违反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二条，处5日以下拘留或500元以下罚款；如果动手殴打，造成轻微伤（比如皮肤擦伤、轻微软组织损伤），适用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条，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，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。若殴打造成轻伤（如骨折、缝针）及以上，则构成《刑法》中的“故意伤害罪”，量刑3年以下有期徒刑；致人重伤的，可判3到10年。此时，法院会将“故意伤害罪”与“聚众哄抢罪”合并处罚。

再看破坏生产设备。如果砸坏的是收割机、灌溉泵、大棚骨架等生产工具，损失达5000元以上，就构成 “故意毁坏财物罪”，量刑 3年以下；若破坏的是关键设备（如温室大棚的供电系统），导致作物大面积死亡（如冻死幼苗、渴死果树），造成农户重大损失，则可能构成“破坏生产经营罪”，量刑3年以下，情节严重的（如导致农户全年绝收）量刑可达7年。这两种罪名与“聚众哄抢罪”叠加，处罚会非常严厉。

主持人：有些人是在别人起哄、自己没搞清楚的情况下参与了哄抢，这种“不知情” 能减轻责任吗？

张文俊：“不知情” 能不能减轻责任，关键看“这个不知情合不合理”，法律上叫“是否存在过错”。

如果村民有“合理理由”不知情，比如承包户既没设“禁止采摘”的牌子，也没通过村委会告知“农作物没放弃所有权”，村民看到农作物掉在地上，以为是“没人要的” 而捡拾，这种情况经调查确认后，可能减轻责任 —— 比如只需返还财物，不用拘留或罚款。

但如果“不知情”是因为自己 “没注意”，就不能减轻责任。比如村委会已经广播过李某的西瓜还没收割，大家别进地”，或者地头插着“禁止入内”的牌子，村民还是跟着别人抢，这就属于 “明知故犯”。《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规定，“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，应当承担侵权责任”，这里的过错”就包括“应当知道却没注意”。

比如某村承包户收完玉米后，在村委会广播说“地里还有残留的玉米，我明天来收，大家别去捡”，但仍有10多位村民当晚去抢捡。这就可以认定他们 “应当知道承包户未放弃所有权”，因此需要承担侵权责任。

主持人：很多人可能不清楚，参与哄抢除了自己受罚，会不会影响家人？比如子女考学、参军。

张文俊：这一点必须明确：刑事处罚的影响会延伸到家庭，尤其对子女的前途有直接影响。

若因聚众哄抢罪被判处刑罚（包括管制、拘役、有期徒刑等），就会留下“犯罪记录”（即案底）。根据《公务员法》《征兵政治考核工作规定》等，子女在报考公务员（尤其是公检法、纪检监察等特殊岗位）、参军、入党、报考军校或警校时，政审环节会审查直系亲属的违法犯罪记录。若直系亲属有犯罪记录，政审很可能不通过。

更需要注意的是，案底终身留存，不会随时间消除。我们在乡村普法时经常说：“你抢的可能是一袋粮食，但耽误的可能是孩子一辈子的机会。”这种影响比罚款、拘留更深远，也更值得警惕。

主持人：从法治乡村建设角度看，哄抢事件暴露了哪些问题？该如何解决？

张文俊：我认为哄抢事件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乡村治理中的几个突出短板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精准发力。

第一个问题是普法教育“有待加强”。很多村民并非故意违法，而是“根本不知道这是违法”。有位老人曾说：“以前集体劳动时，地里剩下的大家都能捡，现在咋就犯法了？”这说明普法没有跟上农村生产关系的变化，即地承包、流转普及后，财产权归属已经不同，但村民的认知还停留在过去。

解决这个问题，关键是“让法律落地”。比如把《民法典》《刑法》中关于财产权的条款编成“乡土教材”：用顺口溜讲“抢东西，要赔偿；人多抢，也担责”；用漫画贴在村委会宣传栏，直观展示“抢10斤苹果=拘留5天”“组织哄抢=坐牢”。

第二个问题是基层响应“滞后”。很多哄抢事件从“几人捡拾”演变为“百人哄抢”，就是因为初期没人管。比如此前就有案例，农户发现有人偷摘猕猴桃，先打电话给村委会，村委会说“干部都在忙换届”；半小时后报警，等民警赶到，已有50多人围在果园里，损失从最初的几百元扩大到2万多元。

这就需要建立“快速响应机制”：村级层面，组建由党员、村民代表组成的“田间巡逻队”，作物成熟期每天巡逻 3 次，发现有人擅自进地，立即用小喇叭劝阻并拍视频留存证据，同时上报乡镇；乡镇层面，设立“应急专班”，接到上报后15分钟内到场，带齐执法记录仪、警告标识，先控制场面；县级层面，储备由公安、农业、司法组成的“流动执法队”，对规模超30人的事件，30分钟内支援到位。

第三个问题是利益联结“断裂”。部分村民参与哄抢，是觉得“承包户赚大钱，自己只能拿点租金，心里不平衡”。本质上是村民没从产业发展中感受到“共同利益”，反而觉得“承包户是外人，抢他的就是赚自己的”。

破解这个问题，要让村民和承包户“利益绑定”。比如推广“土地入股+保底分红”：村民把土地入股合作社，除每年每亩800 元保底租金，年底还能按合作社利润的15%分红；组织村民到承包地打工，摘果、包装、运输，获得工资报酬；承包户优先收购本村农资，带动村民搞配套种植（如给果园种蔬菜、给大棚供有机肥）。

主持人：村委会作为基层自治组织，在预防和处置哄抢事件中该发挥什么作用？

张文俊：村委会是“离群众最近的治理力量”，作用发挥得好，能把多数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，我认为具体要做好四件事。

第一，签约前“说明白”。土地流转签约时，不能只让村民签字画押，必须开“权利边界说明会”。会上要用大白话讲清楚：“这片地租给李老板后，地里的小麦、果树全是李老板的，哪怕掉在地上的麦穗，没经过他同意，谁捡谁违法。”还要把“禁止哄抢”、“赔偿标准” 写进《土地流转须知》，让每户签字确认并存档，相当于给村民“提前打预防针”。

第二，日常“看住地”。组织 “红袖章巡逻队”，成员可以是有威望的村民，分片区负责，每天早晚各巡逻 1次。巡逻时要带 “三件套”：智能手机用于拍视频留证据、小喇叭用来循环播放 “承包地作物受法律保护，请勿擅自进入”、联系表，里面记着派出所、承包户、乡镇专班的电话。

有的地方搞了“认田到户”：把 500 亩承包地分成 20 块，每块由2户村民负责监督，发现问题“谁的责任区谁先到场劝阻”，年底给无哄抢事件的责任户发“护田奖”，例如一桶食用油，村民积极性就很高。

第三，事发时“控得住”。一旦出现哄抢苗头，村委会干部必须第一时间到场，不能等、不能躲。村支书或主任要拿着喇叭喊：“哄抢行为是犯法的！赶紧把东西还回去，不然警察来了要拘留，还影响孩子前途！”同时安排人帮承包户拍视频、记参与人员的特征，比如穿什么衣服、骑什么车，协助报警。

第四，事后“理得顺”。事件平息后，村委会要协助警方辨认参与人员，对拿了东西的村民，逐个上门做工作。对情节轻微的，在村务公开栏“点名批评”（可以不公开隐私，只写“某组村民王某参与哄抢，已返还财物并认错”）；对拒不配合的，把名单和证据交给警方。还要把处理结果“广而告之”，形成警示。

主持人：您在乡村普法时，发现农村群众对法律的需求有哪些特点？如何让普法更有效？

张文俊：农村群众对法律的需求很“实在”，总结起来就是三个“要”：要听得懂、要用得上、要见得到。

“要听得懂”就是他们不爱听“法人”“侵权责任”这些专业词，就想知道“我家鸡被偷了能咋办”“别人抢我玉米我该找谁”。所以普法得“翻译”法律：把“聚众哄抢罪”说成 “一群人抢东西，带头的要坐牢”；把“连带责任”说成“你跟着抢，别人不赔你得替他赔”。

“要用得上”就是村民关心“出事了第一步该干啥”，而不是“法律条文第几条”。因此要在村里设“法治小站”，墙上贴 “维权流程图”：明确维权流程步骤和方式，每一步都写明“带什么材料”“找谁对接”，让村民一看就能立马上手。

“要见得到”是指法律不能只在书本里，得让村民“看得见、摸得着”。比如在村口刷“法治墙”，画着“抢东西 = 拘留”的简笔画；在庙会、集市摆“普法摊”，用“抽卡片答问题”的游戏普及法律；把普法编进“乡村大舞台”的节目里，比如以老王因哄抢被拘留、儿子参军受影响作为背景故事编排节目进行普法，这样村民看得入神，也记住了教训。

主持人：在法治乡村建设中，村规民约和国家法律如何配合才能更有效预防哄抢？两者会不会冲突？

张文俊：我认为村规民约和国家法律不是“对立面”，而是“互补体”，配合好了能形成“1+1>2”的效果，关键是“村规民约不能违反法律”。

首先，村规民约是法律的“补充”。法律管的是“底线”（比如不能抢，抢了受罚），但村规民约能管到“面子”（抢了会被村里人看不起）。例如某村的村规民约规定：“参与哄抢的，取消当年‘文明家庭’评选资格，集体分红扣 20%。” 对村民来说，“评不上文明家庭”比罚款更让人在意，因为这关系到在村里的名声。

其次，村规民约必须“符合法律”，不能越界。有些村以前规定“偷摘作物的，罚跪在祠堂前”，这就违反了《民法典》关于人格权的规定（比如禁止侮辱、体罚），必须修改。

最后，两者要 “联动发力”。比如某村实行“法律+村规”双约束：村民抢了东西，先按法律规定赔偿、接受处罚；同时，村委会按村规民约在公示栏通报，让他“既受法律制裁，又丢村里面子”。这种双重压力，比单一手段更能让人“不敢抢”。

主持人：从长远看，如何让 “尊重他人财产权”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为，为乡村振兴营造良好法治环境？

张文俊：这需要“软引导”和“硬约束”长期发力，让“尊重财产”从“法律规定”变成“生活习惯”。

“软引导”方面，要让“尊重财产”成为乡风。把“不哄抢、不侵占他人财物”写进村规民约，通过村民议事会讨论制定“护产公约”，让大家明白“这是我们村自己定的规矩”；开展“守法光荣户” 评选，评上的家庭在村里的公告栏贴红榜，子女上学优先获得助学金；在中小学开“法治小课堂”，教孩子们“别人的东西不能拿”，再让孩子回家给家长讲“抢东西会影响我当兵”。

“硬约束”方面，要让“侵权必受罚”成为常态。保持对哄抢行为的“零容忍”，不管金额大小，只要发现就依法处理—— 哪怕只抢了10斤玉米，也要责令返还或赔偿，让村民知道“法律不是摆设”；建立“村级失信名单”，把参与哄抢、拒不赔偿的村民列进去，在集体福利分配、低保评审、宅基地审批时予以限制；完善农业保险和法律援助，承包户被抢后，保险公司能快速理赔，公益律师能帮他维权，让受害者“敢维权”，让侵权者“躲不过”。

更重要的是，要让村民从“尊重财产”中受益。比如承包户赚钱后，带动村民搞运输、搞农家乐，大家日子好了，自然会觉得“保护别人的财产，就是保护自己的饭碗”。

乡村振兴不仅是“仓廪实”，更要“知礼节”。当每个村民都明白“我的菜受保护，别人的玉米也碰不得”，农村才能真正实现和谐有序，这才是法治乡村该有的样子。

主持人：非常感谢张律师的详细解读。两期节目下来，我们不仅清楚了哄抢行为的法律边界和后果，更看到了法治乡村建设的路径。希望每一位村民都能敬畏法律、尊重他人，共同守护乡村的安宁与发展。